据《人民日报》1月7日报道，2011年中央财政对“三农”的实际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，达到10408.6亿元，同比增长21.3%。
涉农补贴的增加，相对促进了粮食的增产。在去年上半年全国近1╱3地区大旱的情况下，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仍达到5.71亿吨，比2010年增长4.5%，成功实现“八连增”。
但是，在承认“提高补贴”与“粮食增产”正相关效应的同时，我们还应该看到，这种效应正在逐年弱化——在2004年减免农业税（2006年取消农业税）后，涉农补贴从2004年的2626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10408.6亿元，年均增幅高达37%。但是，同期我国粮食总产量仅从4.69亿吨上升到5.71亿吨，年均增幅仅为2.7%。亦即是说，8年来我国涉农补贴每增加13.7个百分点，粮食总产量却仅能增加1个百分点。
在涉农补贴对粮食增产效应持续弱化之际，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却在持续增加，这就导致了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的逐年加大。时至今日，我国大豆已有超过65%依赖进口，玉米和小麦亦已陆续开始进口，我国农产品贸易已持续8年呈逆差态势。
这种不良状况的持续累积，迫切需要我们反思当下过于依赖涉农补贴的政策。诚然，适度的涉农补贴有利于粮食生产、并有利于抵抗国际粮食市场的竞争。但是，过度的涉农补贴、并以此过度抑制国内粮价的上涨，不但会逐渐弱化我国粮食生产的增产效应，而且会加剧掠夺式粮食生产（过度使用化肥和水资源）的趋势。
欲扭转此种状况，必须在适度提高涉农补贴的同时，逐步加大我国粮价上涨的幅度。虽然，自2004年至今，我国粮食价格上涨了30%左右。但是，与我国同期大宗商品的涨幅相比，粮价的上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在这8年里，我国油价上涨了250%、铜价上涨220%、金价涨幅高达340%，房价更是上涨接近600%。更何况，在我国粮价8年微涨30%的表象下，我国农资价格的大涨却几乎完全对冲掉粮价小涨的收益，如同期我国种子价格上涨了250%左右，钾肥价格亦上涨超过200%。
在我国粮价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严重背离、且农资成本增加严重挤压种粮收益时，必然很难持续保证我国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、以及有序生产的安全性。以当下南方的双季耕作为例，一亩田双季所产粮食的纯收益（加上涉农补贴，减去农资成本），全年不超过1300元，而这样的收益尚不及当地乡办工厂打工一月所得。
如此，似乎可以理解，为何在2004年减免农业税费（2006年取消农业税）、且涉农补贴年均增幅高达37%的情况下，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幅年均仅为2.7%、且掠夺式粮食生产日益严重的原因所在。
除此之外，我国粮价的持续偏低，还导致我国近年来粮食走私活动的日益猖獗。以当下粮价计算，我国大米、小麦等主粮价格仅为国际粮价的1╱3左右，而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的2008年下半年，我国粮价一度仅为同期国际粮价的1╱4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巨大的价差，必然会催生大批不法者疯狂的粮食走私活动——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粮食走私案，在2008年底被广东海关查获，此桩粮食走私案规模高达8600万吨，足够50万人一月所需。如此走私规模令人瞠目结舌，亦可谓我国粮食走私日益猖獗的真实写照，
提高补贴，但更需提高粮价。如此，不但可以持续促进我国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、大幅减少掠夺式粮食生产所造成的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隐患。而且，提高粮价还可以缩小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过于悬殊的价差，从而相对减少我国粮食走私屡禁不止、且日渐严重的趋势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提高粮价，可以相对提高农民收入，从而为“拉动内需”持续增添助力。实际上，自2004年以来，虽然我国减免农业税（2006年取消农业税）、且历年大幅加大涉农补贴，但是在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反衬下、在农资价格高速上升的挤压下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不减反增，从2004的3.21:1放大到2010年的3.23：1。而之于“拉动内需”对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，如何激发人口超过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，显然意义重大。但是，欲达成此目标，大幅提高粮价、至而相对提高农民收入，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。
